一定时空的人口数量和质量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要素，研究上海不能不研究上海的“人”。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其独特的条件，吸引各方，从一个海隅之乡发展成世界大都会。考察上海的移民史，宋元时代是极其重要的时期。三十年代初，上海通志馆的先贤就注意到宋高宗南渡与上海文化发展的关系；在后来对上海的研究中，也或多或少对此有所涉及。本文拟对该时期人口迁入的情况、特点和影响，作一番粗略的考察。
（一）
要正确弄清宋元时代上海地区的人口总量，是困难的。只能根据现存史料，通过剥离分析，作一个大致的估算。
现今的上海地区，在宋元时代可分为松江（含后来的上海县）、嘉定、崇明三大块。史志中，松江的统计资料较齐全；嘉定建县后的数据亦全；崇明只有元代中叶以后的统计。不过，元代中叶前的崇明人口不多，嘉定建县前的户口数可据昆山县的资料推算。淳祐《玉峰志》和嘉靖《昆山县志》记有昆山县的户口数，北宋大中祥符年间为16348户，南宋庆元年间为38942户；当时昆山分14乡，嘉定为其东境5乡，可折得嘉定地区在大中祥符间约5838户，庆元间约13908户。平均折算，按北宋初的情况可能偏高，考虑到崇明的阙如，相差不会太大，据此，上海地区在宋元时代按户为单位的人口总量，北宋初约60799户，元代中叶约272520户，明洪武24年约350329户，详见下表：①
时间 户数
朝代 年号 松江 嘉定 崇明 总量
北宋 大中祥符 54941 5838 60779
元丰 97753
南宋 庆元 13908
嘉定10年 30000
元 至元18年 69425
至元27年 163936 95795 12789 272520
明 洪武24年 237110 98999 14220 350329
以户为单位是因为史志中的口数不可信，我国古代人口统计多以纳赋口数为对象，不能将史志中的口数视为总量。如绍熙《云间志》所记仅是“主户”，客户就漏了；即按其所记北宋初口数为103143，户均仅1.88人，显然太低；元丰间户均也仅2.17人，元代户均多在4至5人间，洪武24年崇明的户均最高是6.06人。南宋景定初年、华亭盐监黄庡在《论罢华亭公司状》中称“人以十口之家计”，反映业盐的亭户户均为10人；据《宋故吴郡黄府君墓志铭》，墓主黄俣居今高桥，其家“五世不分”、“会食堂上者常百口”，是百口之家。户均数据差异甚大，需认真研究确认。
亭户由官府控制，自由较农户、民户为少，户均数可能大些；黄俣之类的大家庭也不会太多，但将这些官宦大户及其家内奴仆数、漏匿户籍等综合考虑，将宋元户均定为8人，是绝不会过高的。宋末谢枋得在《谢刘纯父惠木棉》诗中，有“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句，虽属虚写，却反映了实际，很可参考。据此，上海地区人口总量在北宋大中祥符间约48.6万，元代至元27年约218万，明洪武24年约280.2万。
自北宋到明初的不到400年中，上海地区人口增长近5倍，远高于同期全国的增长率。据梁方仲先生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全国的户数北宋开宝9年为3090504户，明洪武24年为10684435户，400年中增长2.45倍，仅为上海地区增长率的51.47％。显然，大量移民的迁入，是该时期上海地区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二）
与上海移民史相比较，宋元时代人口迁入的总轨迹也是突变式急剧涌进和渐变式逐步渗透相交叉。避乱和开发是推动大量人口迁入的主要原因。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一时期的人口迁入也表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急剧涌进的规模特别大，是第一个特点。以靖康建炎间的南渡为例，《上海研究资料》列有王（逖）迪等8家；张忠民先生在《上海：从开发走向开放》中，列出凌哲等21家；有关旧志尚记有青浦邵宗穆等34家②；见之谱牒有上海徐祐之、松江徐氏等8家③墓志铭反映有高桥沈氏、吕氏，嘉定潘氏、翟氏、刘氏和上海施氏等；④此外，《归庄集》记徐时勉先人中州迁松江，真如桃浦有北宋名臣李若水后人迁厂头之说⑤等等。仅上所举即有数十家，可能有异据同事的重复，但高宗南渡之蜂涌状，已足可想见。宋末、元末的状况，大凡相同。这一特点是靖康之后的历史背景所决定，在这250年中，虽有和平间歇，但从中原到华南，总体上是烽火遍地，战乱连绵，女真、蒙古二下江南，逐宋室于东南滨海；红巾起义群雄逐鹿，混战于河汉江淮。战乱震荡着社会生活环境，相对安定的上海地区成了避乱者的桃花源，形成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涌进高峰，诚如元代崇明知州张大坚所说：“唐末至宋，虽兵革屡变，其民得以耕凿而安居者，是非乐土欤！⑥
渗透迁入为数巨大，与急剧涌进相连，呈现峰谷反差不大的持续高涨，这是又一个突出特点。以嘉定地区为例，庆元间昆山为38944户，乡均2781户；立嘉定县时5乡3万户，乡均6000户；即从1195年至1217年，20年中嘉定人口增长1.16倍。其时南宋来社会相对稳定，并无大战乱促使人口迁移，这正反映渗透迁入数量确实巨大。渗透迁入的主要动因是开发，即人口从耕地狭乡流向宽乡，通常形式有自发性的家庭分户、被迫的逃荒和政府组织等。北宋建中靖国元年，朱张陈三姓自句容迁崇明新涨三沙；天圣3年姚刘二姓迁崇明新沙；嘉定15年，南宋朝廷辟天赐盐场，调迁浙西等地亭户，都是典型史实。宋元时代的渗透迁入另有其因，蜂涌南渡的初居之处多是临安、吴郡、吴兴这类大都名郡，不久即感人满之地居留不易，而当时上海地广人稀，沿海滩涂涨沙正大批成陆，能为迁入人口提供良好的生存条件，又距临安等不远，遂大批转迁而入。如邵宗穆经丹徒迁上海胥浦，张晋卿后裔由临安转华亭；淳祐问，即嘉定立县后的20多年，昆山县有户45368⑦，乡均5041户，比立县时的嘉定乡均数还少近千户，这一事实也反映了这种迁移流向。
第三特点是迁入形式多样。除避乱和垦殖外，零星迁入的形式有：一留仕，元丰间华亭盐监章楶留居青龙镇“青浦有章氏自其始”；《沈都远墓志铭》称其“登进士第，仕于苏，遂家清浦”；其余如首任嘉定知县高衍孙、华亭令施退翁、两浙盐运照磨任子良、上海市舶司提举费楶、元崇明知州薛文虎，松江推官朱素等，都是留居于上海地区的。二流徙，上海的滨海之地宋元曾流放犯人，奉贤光明乡古有杨王镇，即杨王钟李四家宋末流配于此开发所建。三别业，宋相吕颐浩在金泽，张浚、韩侂胄在崇明都筑有别业，留家人看守。四守庐，宋杭州盐场官黄钟殁后，筑墓高桥，留“翟姓仆世守”。五隐居，宋元乱世多名士隐于峰泖间，陈舜俞隐枫泾、吕良佐居吕巷、杨维桢隐干山，陶宗仪居泗泾、吴辙居江东等。六分户，何沧兄弟迁入后，中立居南汇，沧迁南桥，后又迁青龙镇；秦知柔兄弟迁入上海后，不久一居沪渎，一居川沙九团，一居青浦赵屯。七官府调遣，前举调亭户入崇明新建天赐盐场即一例；元代又有专业水利的濠寨户调入，明初顾彧《上海竹枝词》有“郎是前朝潦寨户，疏浚河渠过一生”句。八经商，青龙镇、上海是当时海运大港，黄姚、乌泥泾与海运漕运关系极密，南来北往者极多，自然有商贾或沽利、或折本、或战乱阻隔，而定居于斯，徽商罗升至嘉定经商，地聚为镇，便是一例。九游学游览，贝琼从师杨维桢自崇德来上海，黄端虚从浦城游学华亭而留居。十入赘，宋末姚参父自平湖入华亭张家，元姚仁荣从海盐入华亭彭家。
人口来源空前广泛，是第四个特点。自东汉末建安南迁、两晋间永嘉之乱至唐代安史之乱，中原每有战乱，上海地区就有较多的人口迁入，故上海人口多源于北方；渗透迁入的则以湖、嘉兴、海盐、海宁、吴郡、昆山、南通等邻近郡县为主，宋元时代大体雷同，仍以北人南迁为主干。明显的变化是南人北上增多。据志书，来自福建的有邵武龚氏、浦城章氏、黄端虚；浙南有永嘉曹景修，天台胡侬，金华胡氏；江西有波阳朱素、豫章雷氏、万氏；薛文虎原籍广西横山；竹岗李氏迁自荆州；在上海史上享有重要地位的黄道婆，传说是上海的一童养媳南迁而返的，但据《辍耕录》和光绪《崖州志》，极可能是海南崖州人。南人北上原因有二，一是航海与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二是南方各省起义较多，自北宋至元末，相继有皖浙方腊起义，福建范汝为起义、管天一起义、晏彪起义，浙东汪徐起义、方国珍起义，江西有张魔王、陈三枪起义等。这些起义都有一定的规模，方腊、方国珍起义早为史家所熟知，以张魔王、陈三枪起义为例，即被称为纵横“十余郡，数千里无炊烟”⑧；加上女真、蒙古铁骑南下，遂造成南方诸省人口不断迁移。此外，少数民族成分增多，也是一个明显变化，高克恭即维吾尔族人，蒙古、西域色目人元末留居者甚多，松江清真寺即因此而建。
迁入人口的素质较高，是又一明显特点。南渡诸姓中多达官显宦，宋名相王旦五世孙王（逖）迪官太常寺少卿，见正德《松江府志》都是名相王公后人，鹤沙瞿桧、上海谈怡是参军；邵宗穆是邵康节六世子孙：张晋卿是相国张英后裔；隐于嘉定马陆的陆南大是宋末扶孤名相陆秀夫之子；秦知柔兄弟是大文学家秦观后代；过氏是郡马后裔；杨维桢、陶宗仪、袁凯、王逢、高克恭等均一代名士。
这些特点对上海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全球王氏网及全球王氏论坛感谢上海浦东王伯飞宗亲提供以上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