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练出任莘县尉
在汉字的演进史上，“王”始为象形字，关如火苗，“火盛为王”。后来变为会意字，汉代大儒董仲舒的解释是：“三画而连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中以为贯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
“王”用作姓氏，有四大源头，即舜时的妫姓、商代的子姓、周代的姬姓和来自域外的虏姓。三槐王氏源于姬姓。周的始祖名后稷，姬姓。至东周灵王时，长子晋被立为太子，人称“太子晋”。晋因直言敢谏触怒了灵王，被废为庶人。晋体恤民情，深受百姓爱戴，虽然最终没能登上王位，百姓却仍以帝王视之，称其为“王子晋”，称其家族为“王家”。久而久之，晋的后人便以为姓。后世的太原王、琅琊王、三槐王皆指晋为始祖，来历即在于此。
秦未，姬姓王氏后人王元因避秦乱迁居琅琊皋虞城（今山东即墨），后再迁至临沂，成为琅琊王氏一世祖。西汉未，王元之弟王威迁居太原，成为太原王一世祖。
东汉未年，姬姓王氏裔中出了王祥、王览这对名噪一时的异母兄弟。王祥性至孝。母病思食鱼，隆冬无鱼可买，王祥乃脱衣卧冰，化冰求鱼，后被列入《二十四孝图》。王览性亦孝，且与异母兄王祥手足之情勘笃。母虐待王祥，王览每每舍命护之。西晋初，王祥官拜太保，进爵为公；王览官至光禄大夫、太傅，封即丘子。
东晋时，姬姓王氏后裔王导成为晋元帝司马睿的首辅。司马睿曾任琅琊王，与王导友善。司马睿称帝后，王导任宰相，王氏族中有多人身居要职，手握重兵，故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东晋的元、明、成帝在位期间，王导一直任宰相，是稳定东晋统治的重要人物，琅琊王也因而名声大噪。东晋的大书法家王羲之也是琅琊王氏后人，他善行、隶，笔势“飘若游云，矫若惊龙”，被后人誉为“书圣”。
南北朝时期，姬姓王氏后裔王俭娶南朝宋明帝之女阳羡公主为妻。其曾孙王褒始在南梁任职，后任北周光禄大夫、少司空，封石泉康侯。
唐代，姬姓王氏后裔王练出任莘县尉，携家迁居莘县（《初篆王氏家乘受姓源流序》：“方则，光禄卿，再传至练，为莘县尉，遂徒莘。历数传，至言公，令黎阳。”此事《新唐.宰相世系表》亦有记载）。”
关于姬姓王氏移居莘县的时间，史有两说。范仲淹为三槐后代王质所撰的墓志铭中说“其先太原人”，至王言时才“占籍大名”。元代赵孟頫为王言撰写的简历《宋尚书兵部侍郎许国公赠太师尚书令王公纪略》中亦说自王言起定居大名莘县。这是“王言迁莘说”。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纂修的《新唐书》和《三槐王氏家谱》则认定王练任莘县尉时携家居莘，这是“王练迁莘说”。王练和王言均为唐代人，王言是王练的六世孙。王练迁莘说见于正史，安徽滁州三槐王氏家谱中又有其先祖王练任莘县尉并携家居莘的明确记载，此说应十分可信。王练官职不大，其后代却不乏位高爵显之人。大官携家在外任职，其祖籍莘县并不为人知晓。至王言出任滑州（今河南滑县）、黎阳（今河南浚县）令时，距莘县不足三百里，老家莘县才渐为人知。至王旦成名时，人皆知其曾祖父王言是莘县人，曾任黎阳令，以上各代情况不详，更不知王练曾任莘县尉之事，故范仲淹给王旦的侄子王质写墓志铭时，敢于断言王家由王言那一辈“占籍大名”。至元代赵孟頫给王言撰写简历时，距王旦所处的时代已近三百年，并没有注意到《新唐书》中关于王练曾任莘县尉的记载（县尉这官实在是太小了），而是对范仲淹的结论深信不疑，这也是情理之中。如此一误再误，王氏迁莘的时间便由王练时期变成了王言时期，阴差阳错地被推后一百多年。”
王祐预言成现实
王言之子王彻，五代后唐进士，曾任左拾遗，赠侍中，官不算大。王彻之子祐，《宋史》有传。传中说他“少笃志词学，性倜傥，有俊气”。十六岁时，一封书信受到时任中书令的大文人桑维翰赞赏，从此“名闻京师”。成年后先任后晋河北节度使杜重威的幕僚，归附后汉后被贬为沁州（今山西沁源）司户参军。后周时期，王祐后任过魏县（念属河北）、南乐（今属河南）知县，怀才不遇，抱负无由得展。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王祐以监察御史身份任兖州（今属山东）知州，5年后改任知制诰。其后，又任过潞州（今山西长治）知州和大名府（今属河北）知府，后来因替符彦卿仗义执言被贬为地方官。宋太祖未年，王祐复回朝任知制诰，不久又被奸相卢多逊排挤出京任镇国军（今陕西华县）行军司马。直至太宗赵光义即位后，才以六十四岁的年龄出任兵部侍郎，但任职一个多月即病死。王祐才华横溢，英名远播，文才人品皆在同僚之上，因而在朝中声誉颇高，大家都认为是当宰相的材料；但其仕途却是才能难展，坎坷连连，以至壮志未酬，郁郁而死。他心有不甘，又见其子王旦聪敏过人，前程可喜，便于逝世前不久亲手在自家院中植槐树三株，十分自信地预言说：“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宋代，太尉、司徒、司空三要职合称“三公”，是众臣之首。据传，周代宫廷外植有三株槐树，百官朝见天子时，三公皆面槐而立，后人遂以“三槐”代指三公。王祐植三槐于庭，无非是要用以表达子承父志，大展抱负的原望与信心。常言道：知子莫若父。王祐的三个儿子果然个个聪颖，先后踏入仁途；老二王旦是脱颖而出，一步步登上相位，使王祐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王旦，王祐次子，《宋史》中有其长篇传记。王旦自幼聪慧过人，且笃于学，其父常说：“此儿当至公相。”王旦生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16岁考中进士。踏入仁途之后，王旦越来越显示出其非凡的才能，官位一步步攀升。他先后担任过大理评事、平江（今湖南湘阳）知县、潭州（今湖南长沙）银场监理、著作佐郎、殿中丞、郑州通判、濠州（今安徽凤阳）通判、右正言、知制诰、集贤殿修撰、理检院知事、兵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院学士、审官院知事、银台驳司、知贡举、给事中、同知枢密院事、工部侍郎等职，一步步靠近北宋的统治中心。北宋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王旦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相），不久又加拜尚书左丞。5年后，王旦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登上了宰相之位，时年49岁。从此，王旦成了宋真宗赵恒的股肱之臣。赵恒称王旦为“致太平者”，几乎是言听计从。王旦辅佐赵恒十余年，期间独掌相权达五年之久，人称“太平良相”。王旦任宰相期间，又先后兼任贤殿大学士、明德皇后园陵使、大行皇后园陵使、国史监修、天书仪使、封禅大礼使、兵部尚书、枢密院知事、祀汾阴大礼使、昭文馆大学士、恭谢太庙大礼使、玉清昭应宫使、玉清奉圣像大礼使、司空修宫使、景灵宫朝修使、天书刻玉使、司徒、恭上宝册南郊恭上宝册南郊恭谢大礼使、兖州太极观奉上宝册使、太保、太尉等要职，可谓位极人臣，荣极人臣，为百官所称羡。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王旦病故后，赵恒废朝三日，亲临哭丧，赠太师、尚书令、魏国公，加谥号“文正”，并停止一切饮宴活动，以示哀悼。王旦的子、弟、侄、外孙、门客、常从皆被授官。真宗赵恒还特别加恩，追封王旦的曾祖父王言为许国公，祖父王彻为鲁国公，父亲王祐为晋国公，皆累赠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分别追封王旦的曾祖母姚氏、祖母田氏、母亲任氏、边氏为许国夫人、鲁国夫人、晋国夫人、秦国夫人。”
宗祠命名“三槐堂”
王祐有两位夫人：任氏和边氏。王旦系边氏夫人所生。边氏母家祥符县新里乡大边村（今属开封新里乡）。王旦病故后，子孙将其遗体暂厝于其外祖家大边村，遵王旦遗嘱，葬仪从简，甚至边墓碑也未立。直至38年后的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时任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的王旦之子王素上书宋仁宗赵祯，言及欲为其父立碑之事，赵祯慨然应允，并亲书“全德元老之碑”六字，嘱王素刻于碑额；又下诏命史馆修撰、翰林学士欧阳修为王旦撰写碑文。碑文中说：“观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谓至哉。是以君明臣贤，德显名尊，生而俱享其荣，殁而长配于庙，可谓有始有卒”于是，王素受钦命为其父立碑，并按照三公葬格建了墓道，配置了石了人马。旧时的大边村现在是开封联合收割机厂厂址，1957年建厂征地时，此地尚有部分石人石马，当是王旦墓遗物无疑。陵墓建设竣工后，王素又在开封县城东门外建王氏宗祠，因有王祐手植三槐之事，故宗祠院内亦植槐树三株，并将宗祠命名为“三槐堂”，三槐王氏之称由此渐闻于世。”
北宋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王素病逝。鉴于辽兵屡犯宋都，京城一带战事不断，加之黄河不断泛滥，祖坟连连面临被淹之厄，时任宗正丞的王巩在葬父的同时，将祖父王旦的遗骨迁至故里莘县套庙王村重新安葬，石碑、翁仲、石兽、墓表的设置皆与开封之墓相同。同时建宗祠三槐堂，供奉列祖列宗牌位。”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知湖州（今属浙江），王巩亲往拜访，请这位忘年交为自家的宗祠题了“三槐堂”三字，并作《三槐堂铭》以记之。此文后被收入《古文观止》等文集，轰动一时，三槐王氏之名由此愈加被众人熟知。”
王槐王氏自王旦之后，可谓人才济济，名人辈出。王旭、王素、王质、王巩、王靖、王古、王震、王伦、王楠在《宋史》中均有传记，可见其影响之大。正因为三槐王氏族中多贤人，故外于莘县的三槐王氏发祥地王庄一度被称为“群贤堡”，至清代中叶，因村中出现了一座庙中有庙的套庙，当地人皆称其为“套庙王”，群贤堡之称遂渐被人遗忘。”
据莘县旧志记载，王旦祖茔在莘县城东北二里之群贤堡（今套庙王）村东，占地十亩，“旧有神遂碑数通及石人、石兽、望柱等，至明初尚存”。永乐年间改修会通河闸，将陵中之石刻件拉去镇邪，王陵之地上物遂丢失殆尽。成化十七年，莘县知县贾克中重修王旦墓。“弘治四年，知县顾岩修补坟后土提甚高。十三年，知县孟隆重立王文正公墓碣一通。”从王巩在套庙王建王旦墓至明弘治年间重修王旦墓，历时约四百年。明正德莘县志中所列“莘县十景”，“郊外名坟”是其一。明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套庙王之三槐堂圯毁，知县遂将原社学的房屋加以修缮，定名“三槐精舍”。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知县蒋克家在城内鼓楼东路南（今工商银行）重建三槐堂，内供三槐王氏列祖列宗牌位，厢房系学子读书处。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三槐堂被拆，“三槐堂”匾额被王氏后人辗转保存下来，现荐莘城镇王化村。三槐堂碑石被压入工商银行楼基，三槐堂外景照片现藏于山东省博物馆。三槐堂匾额系楷书题写，行家分析认为已非苏轼原书。”
